记者在内蒙古博物院见到了在呼和浩特出土的明朝时期的火不思，同《大清会典》所说几乎完全一致：“火不思，四弦，似琵琶而瘦，桐柄梨槽，半冒蟒皮，柄下腹上有棱，如芦节，通长二尺七寸三分一厘一毫”。火不思的图像最早见于唐代古画中。1905年，在新疆吐鲁番以西的招哈和屯（这里原是古代高昌地区）发掘的9世纪初的唐代高昌古画，画中有“一儿童抱弹长颈、勺形、四弦轴并列一侧的弹拨乐器”。可见，早在唐宋时期，火不思已流行于我国西北广大地区。在元代，火不思深受统治阶级的喜爱，被列为国乐，在盛大的宴会和庆典上经常和其他乐器合奏使用。

盛行于几个朝代

朱元璋灭亡元朝，许多蒙古族风俗习惯都被明朝继承下来，但火不思已不入国乐，继续在蒙古族中流传，并起着沟通蒙、汉族之间文化联系的作用。15世纪中叶，蒙古瓦剌部强盛，明廷赠送给瓦剌可汗的礼物中就有火不思。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(公元1449年)的“土木之变”中，掳获英宗的瓦剌太师也先特别擅长音乐，他宰马设宴，先向英宗奉上皇酒，然后亲自弹奏火不思并唱着歌，还命令身旁的蒙古族人一起合唱，这在《明英宗实录》中曾作了记载。到了清代，蒙古族的风尚再度盛行，这是因为清朝入关前(叫后金)，满族的文化受蒙古族文化影响较大，入关后，清朝除继承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文化外，又有意识地提倡满蒙文化，所以许多元朝习俗又兴盛起来。清朝把蒙古族音乐列为国乐之一，除在欢宴蒙古王公时演奏外，每逢正月初一、正月十五大朝会和木兰行围时都要演奏。此时，火不思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都是人们十分喜爱的乐器，像今天的吉他一样，当时很多普通百姓都能很好地弹奏火不思。

火不思的美丽传说

关于火不思，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：西汉元帝时（公元前49年—前33年），南郡秭归（今属湖北）王昭君被选入宫，汉元帝竟宁元年（公元前33年）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朝见汉皇，汉元帝以礼相待，呼韩邪单于表示“愿婿汉氏以自亲”，永结友好。王昭君自愿嫁到匈奴，汉元帝遂以昭君相许，呼韩邪单于封昭君为“宁胡阏氏”。王昭君去匈奴路上，曾在马上弹奏琵琶。她的故事，成为后世诗词、小说、戏曲和说唱等的流行题材，绘画中也有王昭君马上弹琵琶图。在匈奴期间，王昭君所弹的琵琶，深为胡人所珍视，并模仿它制作了新的乐器，但既粗陋又不像，从此便有了“浑不似”之名。宋代俞琰的《席上腐谈》（卷上）记载此事写道：“王昭君琵琶坏肆，胡人重造，而其形小，昭君笑曰：‘浑不似’，今讹为和必斯”，也就是现在的火不思。

火不思重获新生

新中国成立后，音乐工作者对火不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使古老的火不思重获新生。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呼和浩特市民族乐器厂的制琴师们与内蒙古歌舞团、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的音乐工作者拉苏荣、青格勒图等人合作，开展了对火不思的研制工作，在传统火不思的基础上制作成功新型火不思。乐器造型设计符合蒙古民族的传统习惯，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琴首顶端犹如箭筒，其上雕出一张搭箭的满弓，琴头左侧并列的4个琴轸，形如4根箭翎。共鸣箱呈扁葫芦状，内腔较传统的音箱增大近两倍，不再采用硬木为背、面部蒙皮的传统工艺，改为全木制的共鸣箱。在音箱的边缘部分，绘有蒙古族人民喜爱的花边饰缘。面板中下部两侧，开有民族图案云朵形的音孔。吸收某些弦乐器的设计，在音箱中增加了音梁，使发音集中，音响洪亮、浑厚，音色优美。

4条琴弦按五度关系定弦

为演奏和携带方便，缩短了琴杆，在琴颈上增设了红木指板。为发挥演奏、伴奏中的民族特色，在指板上粘有24个～26个骨制音品，品上嵌有铜制品峰，音品按十二平均律排列。琴轸系弦的一端，采用可微调的齿轮铜轴，张4条尼龙钢丝弦，并制成系列火不思，有高音、中音、低音3种形制，4条琴弦都按五度关系定弦。

受到听众好评

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，青格勒图用新型火不思演奏了蒙古族传统乐曲，受到听众的欢迎和好评。这一成功之作，亦被载入《中国乐器图鉴》大型画册中。演奏时，左手持琴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均可按弦，右手执骨制拨子或拇指、食指戴假指甲弹奏。其指法有弹、挑、双弹、双挑、拂、扫、分扫、滚、敲、打、连扫等，可弹双音或三、四条弦上的和声。这种新型火不思发音清晰、明亮，音响圆润、淳厚，音色柔和、优美，富有辽阔草原之情调。可用于弹唱、独奏、合奏或为歌舞伴奏，独奏乐曲有《阿斯尔》、《森吉德玛》、《小黄马》、《黄旗阿斯尔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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