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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古都和文化》:览历朝古都悠悠

时间:2021年12月02日 编辑:腾格尔 来源:光明日报

  《中国古都和文化》史念海 著 重庆出版社

  古都研究,是近代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,在此基础上,建立了“中国古都学”。史学名家史念海先生,将此学科定义为“研究中国古都的形成、发展、萧条或至于消失,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。”在此领域中,大家辈出,著述繁巨。不止二三子可称巨擘,而笔者认为,史念海先生仍可称翘楚。

  先生及弟子门人,名声赫然者众,在地理历史研究领域,卓识洞见,声闻海内。先生所倡之古都学研究,亦已渐成显学,于今城市经济文化发展诸方面,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。

  史念海先生说:“在我国的悠久历史时期,曾经有过许多王朝或政权兴起和灭亡。每一个王朝或政权都各有其都城,有的还不止一处。这些都城的存废都可反映出各自的王朝或政权的若干面貌,诸如政治的隆窳、经济的荣枯、社会的变化,以至国运的盛衰。这是因为都城为一代的中枢所在,五方杂处,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全国的情况。了解和研究都城,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研究。”

  诚如其言,其畅行二十余年之大作《中国古都和文化》一书,堪称此领域的入门秘籍,此次由重庆出版集团再次出版,或为学界幸事。

  史先生的贡献之一,是不但钩沉了历代古都之创建缘由和毁灭肇因,还将上古至民国诸种政权所据之地,都一一做了罗列。比如,陈胜所建张楚之都,位于今河南淮阳,虽6月而亡,却史册赫然。楚怀王之孙熊心所建楚都盱台,位于今天的江苏盱眙县东北,政权仅存3月,但既然曾有都名,也在史念海先生的著作中,留下了一笔。

  在史念海先生的著作中,各类性质的都,全部囊括在内,几乎毫无遗漏,农民起义建立的临时政权所设之都,亦一视同仁。难能可贵的是,周边各族所建的都城,也都一一在册。都名、建都时间,都较为详尽地做了陈述。

  自周始,都城根据统治的需要,就形成了双都制,副贰者为陪都。史念海先生也专列一节,详为铺陈。

  不唯如此,史念海先生对多如牛毛的大小都城,都做了年代考辨,比如,西安为都,经千余年;北京至民国上溯,为都时间也将近千年。

  史念海先生的这部著作,有繁有简、繁简得当,其简述条理清晰,其繁说则面面俱到,对古都进行了较多面向的研究。

  比如,对于唐代里坊制,就落墨较多、专成一章。其中《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》一节,对唐长安外郭的状况,进行了全景式扫描。“里坊中杂有官署、寺观、邸第、园囿,编户亦错居其中。”史念海先生不仅根据文献提出观念,如“为了易于维护,每坊四周都有围墙,这和京城周围有郭城一样。这样的围墙,通称坊墙。《唐会要》卷八六《街巷》,载有贞元四年二月的敕文,就曾提到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的坊墙。也有称为里垣的,白行简所撰的《李娃传》,就曾道及安邑坊东门之北的里垣。”为了证实其观点,还引用了唐城发掘队的当代考古研究,“证明了里坊确实是有坊墙的。”史先生做学问扎实,当然清楚在古代社会任何规定都有僭越者,因此,也援引相关资料,证明确有不法人家自开坊门,“当时虽然规定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人家不许随便自开坊门,可是未能遵守这样成规的人还是不少,因而引起有关司事者的注意,甚至惊动了王室”。自开坊门,意味着里坊制的管制铁板,被私自打开了缺口。正是对自由的渴望,对约束的冲击,才有了若干这样的知法犯法者。这样的尝试,也激励了宋代冲破居住空间的管制束缚,营造相对自由的坊市格局。

  史念海先生指出:“这些都城在演变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规律的。中国古都学不仅研究这些古都演变的过程和现象,而且研究其中演变的规律,研究出这些规律以为当前建设的参考。尤其是在古都的旧址上现代城市的改建和扩建,其间还有一层因袭和革新的关系。”

  前人开山,后人修路。中国古都学虽然已经取得瞩目成就,但为后来者留下的研究空间,仍然巨大。

  在早期的帝国空间构建中,城市是体现着生产力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显性标志,就早期中国的情况来看,“都”是与宗教意识紧密相关的宇宙想象,随着宗教观以及政治权力与统治模式的演化,其内涵与外延也都发生着改变。

  比如,春秋时,“都”还只是一个非常狭义的城市名词,君所居之地曰国,大夫所居之地曰都。在宗教及文化层面,“都”的内涵还包括大夫及贵族所居所葬之地。据春秋时的墓葬研究,大夫们死后是葬在城内的,很可能离生前的居所不远。离开了这一宗教观的其他形式的“城”,可能都不能称之为“都”。

  到了战国,“都”的内涵及外延继续衍化,从祖宗所居之所,到宗庙所在之地,直到战国晚期的秦,才成了天子所居之城。《左传》给“都”的定义是:都者,有宗庙先君之主之谓都。

  以秦为例,不断迁都,至雍城,其建筑形态,也随着秦的不断发展壮大,呈现出从“重宗庙之仪”到“重天子之威”的转折,从城市空间的布局上,已经展现出从宗庙中心制向宫殿中心制的过渡。到了嬴政建都咸阳时,为突出天子之威,皇宫成了国都中心,而宗庙已经降至次要地位,置于南郊。

  汉代以后,人们不得不给“都”以新的命名:都者,国君所居,人所都会也。直到汉惠帝的时候,才在长安城为汉高祖修建了一座祖庙,修建了市场和藏冰室,然后又修了内墙,把宫殿、太庙和市场都环护起来。

  因此,从词源学的角度,把“都”的概念向前回溯,我们还是存有疑问:西周与商,天子所居之地,是否可称之为“都”。而到了汉魏以及辽金,“都”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功能与战国时又有不同。以辽之五京为例,除上京是政治中心外,其余四京只是方便控扼一方,徒有京名、而无都实。

  那么,所谓的古都学的研究对象,到底是天子所居之所,还是拱卫京师、分权而治之城,都需要进一步明确概念,深入深究。“都”虽然被广泛使用,但有时此都非彼都,有些“都”只是城的不同叫法而已。

  在《中国古都和文化》一书中,史念海先生说,“都城之中,人事繁杂,林林总总,未能尽归一律。”其言甚善。古都研究,也正如先生所言,期待后继者披沙沥金、详加考证、分门别类、以便时人。

  关于史念海先生在此领域之贡献,王社教先生所评,与笔者心有戚戚,先生“发起和创立了中国古都学会,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学术队伍;创建了中国古都学,奠定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理论基础;坚持‘为世所用’的治学理念,指明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目的和方向;总结和勾画出了中国古都发展的基本面貌和规律,推动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发展”。

  冀望后来者以史念海先生为帜,借由古都研究而至文明研究,总结出一套“中国经验”,则每一处断壁残垣所蕴藏的价值,都可堪夸耀、光辉永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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